“出生年月？”
“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。”
“籍贯？”
“辽宁丹东。”
“怎么到这里的？”
“逃难。”
“现在解放了，为什么不回家乡去寻亲呢？”
“家里没人了。”相宁说：“三七年鬼子来时，家就没了。”
年轻的军人放缓口气，说：“婚姻状况。”
相宁看了看办公室里的老师们，垂下眼帘，说：“丧偶。”
事实上，这一年多来不是没人给她做媒，战争年代从来不缺妻离子散找不到老婆的男人。相宁却都一一谢绝了。她对每个人都说同样的一句话——这样挺好的，我就不去拖累人家了。
斜塘镇的人都觉得相老师是眼界高，看不上那些没文化的男人。可是，只有相宁自己心里清楚，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。她的身体在夏天已经感觉不到炎热，到了冬天同样感觉不到寒冷。
这年元旦前的一天，没风没雪，天却冷得出奇，家中的水缸里都结上了厚厚的冰层。相宁爬上梯子，帮着门房刚把一盏红灯笼挂在校门口，就看见一辆军用吉普扬着一路尘土驶来。
两个小时后，这辆车载着相宁同样一路尘土地离开斜塘镇，在路上整整走了半天，开进长春市区时已是华灯初上的入夜时分。
相宁在长春市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高建中时淡淡地说：“你何必费这么大劲找我来呢？”
高建中穿着黄呢制服，可怎么看仍像是当年的篆印师。他笑着说：“我们找你快两年了。”
说着，他从柜子里取出一盒卷宗，说他四八年底从哈尔滨回来接手老潘的工作，就开始秘密寻找相宁。他不相信像相宁这样—个特工会死在过封锁线的时候。
相宁说：“你就不能当我真的死了吗？”
高建中摇了摇头，打开那盒卷宗，让相宁自己看。这些都是下面报上来的材料，都是她在斜塘镇上的一举一动。原来，早在半年前相宁就已经被监控。检举她的是镇上的一名保长。他曾是保密局培养的外围人员，曾在长春远远地见过相宁一面。只是当地的公安部门坚信，一名大特务躲在一个小镇上，背后一定藏着一个大阴谋。他们要放长线，钓大鱼。
“这些材料最近才转到我手上，我们需要你回来。”
相宁说：“我被监视了半年都没觉察出来，我已经不是一名特工了。”
“但我们不会忘记你的贡献，”高建中说：“你不该待在小镇上当一名教师。”
“我本来就是一名教师，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。”相宁扭头看着壁炉里还在燃烧的炭火，眼前又出现了徐雪欣穿着校服时的模样。那时，她留着双马尾，跟在自己身边，笑的跟花一样。
“如果这是命令呢？”高建中说着，起身去办公桌上拿过一份任命书，交到相宁手里，说：“革命成功了，我们的战斗却远远没有结束。”说完，他郑重地看着相宁：“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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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相宁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当年遗留下来的档案，从中找出那些早已中断的线索，最终找到那个人，确定与指认出他们的身份。相宁又开始喝酒，下班回到家里，第一件事就是倒一杯烈酒，一口一口，一直喝到昏昏沉沉。
这是他唯一还能让自己入睡的方式。
五月的一天，比天气更热的是民众为志愿军募捐的热情。长春的街头到处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标语与口号，相宁却在挤电车时忽然倒下。
等她醒来时已经动弹不了。漆黑的病房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其他的病人，就像躺在自己的坟墓里，这是她无数次预想过的结局。相宁黑暗中静静回顾她的一生，发现在这世上，她既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亲人，唯一剩下的就是脑子里那些回忆。
第三天一早，高建中来探望了她以后，在回办公室的途中走进一家店铺，拿起柜台上的电话，拨了—个号码，说：“给我接南关区委。”
下午，徐雪欣捧着一纸袋苹果走进病房。这是两个人在相宁重回长春后的第一次见面，尽管彼此都知道她们上班的地方只隔着几个街区。徐雪欣在南关的区委工作，一直住在市政府的单身宿舍里。有很多次，在喝了再多的酒都无法入睡的夜里，相宁都会一个人从家里出来，步行到她的宿舍楼前，站上一会儿，看一眼那扇亮着灯光的窗口，然后回家继续喝酒。
徐雪欣坐在病床前一声不响地削完一个苹果，一片一片地喂进相宁嘴里。
“你丈夫呢？你们为什么不是一起来？”相宁看着她手里的水果刀，忽然一笑，说：“说不定这是最后一面了。”
徐雪欣没有回答，只是垂下眼帘，同样看着手里那把水果刀。
长春解放不久，安孝重就向组织提交报告，要求回国参加金日成领导的建国运动。但是，得到的答复却是随东北野战军开赴关内战场的命令。临别的前夜，他对徐雪欣说：“你不嫁给我没关系，你总得让我知道原因吧。”
徐雪欣平静地注视着他那双深陷的眼睛，很久才说：“我有一个死而复生的丈夫，我还有一个生死不明的爱人，你说我能嫁给你吗？”
安孝重再也不说一句话，看着徐雪欣扭头进了房间，轻轻地关上房门。整整一夜，他就坐在徐雪欣的房门口，靠在自己的行军包上，一直到天亮才起身，悄无声息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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